近镜头丨“一代更比一代强”

第三，中国的行政运作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专家的参与，并与行政机关和当事人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

既然各部门都是代表政府的，就应该是各级政府当被告。我认为向复议机关提出，有利于促进依法行政。

这两个定义表明：第一，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都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制度。规章和复议的关系，与行政规定应该大致相同，不过对规章的审查权只限于国务院，更需要对规章纳入复议范围后可能产生的受案情况作出足够的估计。第二种意见是，对规章和行政规定区别对待。这也就明确了：这两项制度都是法律救济制度。何况，从行为本身看，执行应该是一种行政性质的活动，而不是对争议的裁决。

在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中，都有一个法律适用问题，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特点在于，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作行为事实的适用法律的结果。诉讼有代理辩护制度，并不会忙坏首长，相反，将有利于加强政府对各部门的监督。[24]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9页。

如果法庭认为立法机关的法律违反宪法，就可以不作为法律而适用。发表于高鸿钧、余盛峰、鲁楠主编的CSSCI集刊《清华法治论衡》（第17辑，宪制与制宪专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26]因为权力的先定性与腐化性、侵略性，要用宪法与行政法来约束管制，使权力分别由不同主体行使，并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这才是我们重新开始要做的。再次，他治学重视调查研究。

留学经历使他具有了国际视野，特别是师从当时著名的政治学家拉斯基、宪法学家詹宁斯，使他站在了西方公法学的前沿。改革更多的是依靠政策和行政措施，立法过分强调对已经取得的成绩和社会关系的确认，而忽视宪法应当具有的前瞻性，忽略了法律对于改革的指导作用。

他试图融汇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强调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宪政。1. 中国宪法存在的问题龚祥瑞首先建议，宪法的制定应当重新开始。[21]4.分权观龚祥瑞提出，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的时候，必得根据一般立法原则而制定细则。政权为私利所操纵，不得人心。

行政法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是宪法的动态部分。[18]他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要应从程序平等意义上来理解，这是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前提和保障，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前提。宪政主义强调政府要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事，宪法具有最高性。二战结束后，国家的职能增加，美国出现许多独立的机构（如洲际贸易委员会，联邦商业委员会等），享有半立法权、半司法权，这种混合权力在美国称之为管理权，这是继三权后又一个权力。

他认为，民主是以议会的无限权力为前提和基础的，人民主权学说就是议会主权，因为人民主权通常是由议会来行使的。[25]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5页。

二是，搞错了所能代表民意的场所。钱的其它著作如‘法国的政府等是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写出来的，并非出于好学。

[14]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他则自称奥里翁——古希腊追逐太阳的盲人，一个永不停歇追求真理的人。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228页。我国宪法学通说认为有了民主果实后，为了巩固革命的成果，才制定宪法。把民主和法制结合起来，构成政权组织形式，就叫做宪政。他后来立足实际，提出在中国发展现代文官制度，并倡导从体制内部进行改革等发展中国宪政的思路，从某种意义上与拉斯基学说有暗合之处。

因此，他把文稿交给了我，并要求我作补充乃至删改。实际上，逝世八年之后，他在1980年代出版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就已被列入研究生精读书系予以再版重印，他的论著至今频频（仅知网检索就有3000余篇）被当代学者提及或征引。

我是始终坚持这样一个观点的：就是政府权力不能无限，有权不能就有一切，权力必须受限制。在谈到为什么要遵守法律的时候，他批评以凯尔森为代表的规范法学派，认为规范法学派将道德规范置而不论且承认个人有不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因此无力解决法律义务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

因此，民主不在于直接或间接，而在于联系相应的利益集团。因此，我国宪法的制定应当重新开始。

因为要考虑到社会不同的阶级、价值观，在立法上允许差别对待。1987年，行政审判庭开始试点，《行政裁判暂行规程》也在深圳实施，学术界纷纷著书立说，以促成《行政诉讼法》在全国人大通过。[10]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33]甚至，他生前写就的《自传》的出版也历经曲折，在其去世十五年后才向世人公开。

晚年时，龚祥瑞回忆起其清华的求学经历，认为清华培养了自己两大品格：一是爱国的品格，即铭记梅贻琦校长刻刻不忘救国的重责，个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以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的箴言。第二，宪政是法治而不是人治，需要制定许多规则。

同时，研究应着眼于人性残酷和疾苦，以宪政作为预防权力被滥用的技术和方法。进入专题： 龚祥瑞 宪政 政治体制改革 。

因此，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实较主权问题更为重要。在晚年，他还主持翻译了英国司法改革家丹宁勋爵的系列专著，以及自己的授业恩师詹宁斯的《法与宪法》等书。

1980年代是龚祥瑞的学术高潮期，《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文官制度》等著作，《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政理论》《走人类共同的宪政民主道路》《等论文均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作为意识形态的民主，在中国往往是极左派或极右派占主导地位。[11]在法治与政权方面，他提出法治的涵义：一是，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把自己说的太好，把调子定的太高，是社会主义国家受挫折的一个原因。

二是，无论是立法程序还是立法内容，都可以由议会改变。像我国这个人口大国，采用直接民主是不现实的，最多只能对国家的大政方针表达自己的观点。

没有行政法，宪法每每是一些空洞、僵死的纲领和原则，至少不能全部地见诸于实践。这本自传出版后引发人们对中国法学和中国宪政道路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也引领更多的公法学者步先贤余泽而前行。

在比较英国和美国后，龚祥瑞认为，英国更注重程序上的权利平等，而美国则与之相反，更侧重于实质上的权利平等。[34]在他的论著中，关于中国有政治而没有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